再加上，我们毕竟不得不相信人天生（即如同人通常生下来就是那样）在体质上是健康的，因而也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人在灵魂上也是天生健康的、和善的。

春秋战国时代新乐的这种新风气，标志着九代乐教时代的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后九代乐教的开始。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乐教源于何时，因何起源。

讽诵：劝谏国君尽为君之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评价《豳风》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杜注：乐而不淫，言有节也。 摘要：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魏文侯不知不觉之间受到上述时代风潮的影响，喜欢鉴赏世俗生活气息浓郁的郑声郑卫之音，对宗教气息浓郁的古乐则完全没有任何兴趣【51】，但他并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故问子夏。《大司乐》现存于传世战国《周礼》。

其三，由于战国时代中国即已最后完成世俗化进程，此后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世俗化国家，所以即使原本政教合一的周乐传至后世，其宗教鬼神色彩亦自然被逐步淡化【53】，后世新创作的乐曲越发如此。九代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治国理政实行政教合一，乐教作品均有政教合一的色彩，即使后人以为仅仅描述世俗生活的作品，当时也大多本是神神道道的【23】。熟悉有一个程度问题，它不仅是知道名字与面孔，知道职业、爱好、脾气甚至心事，知道社会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能预测或理解其行为或取向。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现代社会既存在不合理的规则，也存在不守规则的人。求助帮助关系从长时间看，也是互惠的，也有交易的功能。传统乡村或小镇是熟人社会的典型，现代都市则是陌生人社会的代表。两者行为特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社会活动上，前者办事找某个人，而后者则通过某类人。

第一，是我与他，或者他与我的关系，两者是对称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即孝首先是孝亲，同时，也不能把对父母的孝的责任推诿给他人。鲍曼的描述，也可作为参考：陌生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既不是邻居也不是异类。如果天天打交道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则可能是一种不幸。当然，这样的社会大概率是不存在的，正如熟人社会也非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一样，都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

在其原初状态中，假定参与者有合作的必要与可能，他们自利而理智，但信息不完整，因而更倾向于公平正义的合作规则。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而从世界范围看，则是从封闭地区向开放地区流动。因此，陌生人不一定指具体的某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类型的外来人。

在儒家看来，异族主要就是异文化。【1】今日，陌生人作为一个问题，其实来自西方，是一种现代现象。

从外部进入的陌生人，一旦成为群体即移民集团，还可能存在新旧行为模式的矛盾，甚至把外部文化差异或对峙，直接变成内部的文化对抗或冲突。但是，如果把帮助当成交易的话，你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回报，也无法保证被帮助者未来有回报的意愿及能力。

商业是规则行为最基本的领域，但规则不限于商业，政治及其他公共领域，遍布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规则，这些不同的规则交叉重叠，形成立体的规则网络。一般来说，最了解的人莫过于家人，此外，才是亲戚、朋友、邻居、同行等熟人。鲍曼关于对待陌生人的内在矛盾，即既消除又生产的二重性的分析，实质是针对其中强势一方行为的考察。【2】此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一方面立足本位文化的精神，不轻易被其他文化征服或同化。齐美尔认为陌生人由于与当地人没有具体的私人关系，容易超脱利害盘算，从而处理事务的态度更公正。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他的定义是：‘陌生人这个术语所指的，是一位处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文明之中的、正试图得到他正在接近的社会群体的永久性承认，或者说至少是试图得到这种群体的容忍的成年人个体。孔子说，这是蛮貊之言。

进入 陈少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陌生人 儒家 儒家伦理 。[1]344而这种外来人被认为判断具有客观性。

三、陌生人社会：伦理与规则陌生人社会是陌生关系的特殊形态，即上面提及的第五型。与此同时，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在后现代的意义上论及陌生人问题。

用吉登斯的话，就是信任抽象的专业系统。 摘要：从西方学术中陌生人问题的勾勒入手，提供一个简略但轮廓完整的论述，其重点在于揭示陌生现象的文化本质，同时初步刻画陌生现象的若干类型，并特别区分陌生人与陌生人社会概念的不同，后者才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模式。这派生出另一个后果，就是如果这种互助行为与经济活动相关，一定会限制社会经济的规模或发展。一个开放的社会与世界，可以验证这种理想。

然而，这种理念或精神表现越出色，其吸引力就越高。陌生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在中国语境中，生人就既非亲人，也非熟人，甚至不是敌人。

 注释1参见拙文《亲人、熟人与生人——社会变迁图景中的儒家伦理》，《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异己的程度越高，相互理解的程度越低，如果各方依互不相容的目标行动，就容易导致或增强冲突。

此即信任与信用并重，其实践过程，环环相扣。这并不妨碍儒家对陌生人的平等之心和对陌生人中的弱者、孤苦无告者施以援手的热情。

 参考文献[1]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许茨.社会理论研究.霍桂桓，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3]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4]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罗尔斯.正义论.何包钢，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6]韩婴.韩诗外传：卷4//曹大中.白话韩诗外传.长沙：岳麓书社，1994.[7]顾炎武：日知录.郑若萍，注译.武汉：崇文书局，2017. 作者简介：陈少明，男，西历1958年生，广东汕头人。说它抽象，是指其中工作者的个人身份及特性，在服务过程中可以被忽略。大规模移民，无论是出于经济动机（改善劳动与物质生活条件），还是政治动机，就是陌生人汇入陌生人社会的行为。但它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情况。

因此，他补充了吉登斯在信任系统视线之外的边缘性问题。当然，最后这种交易，不是市场行为，效率是相对低的。

人是独立的生物体，其欲望的满足必须要求对物质获取的平等机会。陌生人首先是你原本不认识或者不了解的人，然而他却是你需要面对甚至打交道的人。

买药不必指定向哪个店员买，坐车也不等特定司机的车才敢坐。无人服务系统是匿名专业系统的发展，甚至是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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