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了宪法诉愿在基本权利保护和法律救济方面的非常规性、辅助性、补充性的功能地位，才能进一步理解宪法诉愿被联邦宪法法院受理的条件。

而后者则主要是对司法权的合宪性审查，但其中也可能包含对法规范的审查，我们可以将该程序的审查对象限定为法规范，使其成为一种由公民提起的具体规范审查。待宪法法院就该法律的合宪性做出判断后，普通法院再恢复原案件的审理程序。

在我国，从2000年制定《立法法》创设法规审查制度迄今，该法第90条第1款（2015年修订后第99条第1款）规定的五大机关主体从未提起过审查要求。例如，对于刑法规范，就不能期待公民先实施犯罪行为并待被普通法院判处刑罚后，再提起宪法诉愿。反对党作为联邦议院的少数，无法在立法过程中阻止法案通过，故只能在法律通过之后将其提请宪法法院审查。[32] （二）对司法权的合宪性审查 两种宪法诉愿的划分是根据诉愿的直接对象做出的，与审查对象并不完全对应。具体而言，有的是仅针对司法裁判。

注释: [1] 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62-63页。更关键的是，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制以维护宪法秩序、确保法制统一为主要价值目标，而规范审查正是最符合这一功能定位的程序类型。但1976年，韦德重回剑桥担任凯斯学院院长，他回到剑桥并不是一个意外，他离开牛津也令人惋惜。

到了1975年，年鉴的发行量下降，没能继续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写这封信仅仅是为了表达我的感激，多年来您的著述与教学的影响，明确地造就了这个观念的共同体，写下我的这一个案是我自己工作的直观感受。惠灵顿库克勋爵一针见血，他说韦德教授的学术洞察力并不强调一个昏暗不明的世界，他有分清事物的黑与白的天赋，然而法官的日常工作不断地提醒他们那些无穷尽的事实，澄清所有案件有时是过于敏感的，常常是小心地力求他们的论点的原则性问题符合要求。[13]韦德又补充认为，吸引他的是法律体系在与旧的基础规则切断联系之后，如何来用一个新的基础规则来规定自身，以及新规则的渊源为何。

直到四十岁时，他才练就了过关的登山技术。他触及许多问题，包括上议院改革，权利保障（entrenchment）与主权问题，王室特权的定义，司法在行政法复兴中的角色，等等，并称对宪政深表不满。

韦德对法官现在的情绪表示不满，并反对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勋爵与斯卡曼（Scarman）勋爵在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v. Rossminster[40]案中的言论，他们认为临时性救济根据《王权诉讼法》是不能针对王室的。[8] 至于韦德所言的法院与议会的关系是首要的政治事实：主权是一个政治事实，这一点被法院所承认与认可。他着眼于政府与法院的不同角色，既将此用于锤炼财产法技艺，又用于投身研究宪法原则之中。[48] [1983] 2 AC 237. [49] 30 November 1982. [50] ‘Public Law- Private Law: Why the dicide? Public Law (1986) 220. [51] HWRW to Lord Woolf, 22 February 1986. [52] Lord Denning to HWRW, 1 November 1988. [53] Town Investments v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1978] AC 359. [54] HWRW to F A Mann, 7 April 1986. [55] [1994] 1 AC 377. [56] HWRW to Sir Robin Cooke (现在是惠灵顿库克勋爵) 6 January 1988. [57] 最后一封关于此的信件是1968年3月4日。

[63] 在牛津情况所有不同，尽管还是大多数研究生选择研习国际法或比较法或法理学。尽管韦德1955年的论文曾经承认法官可以选择如此，但他还说，如果法官确实如此的话，将会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法律体系政治基础的转变。1991年他当选为三一学院荣誉终身教授。他们以传统的方式款待客人，玛丽还会为学院教员的夫人们组织咖啡早餐会。

1986年沃尔夫勋爵的亨利大道（Harry Street）演讲 [50]对于公私二分更为赞同，韦德给他写信说道，迪普洛克勋爵有探讨基本原则的天赋，他希望用他自己的术语来重述法律，尽管其中蕴含的智慧才华，（在韦德看来）留下了一个僵化陈述的遗产，含有在未来或会引发很大麻烦的种子。在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中，他为自然正义原则呼吁更广阔的空间，要求受制于行政机构决定的当事人有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

[15]值得回忆的是哈特在1961年出版的《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对规则的承认所作的说明，[16]基于与韦德的法律主权概念类似的政治事实概念。1939年至1940年间，韦德在哈佛大学担任亨利研究员（Henry Fellow）。

立法的发展虽有涉及，但重点则置于判例法。韦德继续写他的书和文章，于1977年和1982年出版了《行政法》的第四、第五版，并在1984年出版了第五版梅加里与韦德的《不动产法》。他对原则的简明陈述以及书中的明确表达，很快被奉为经典。译者：骆梅英,王瑞雪 一 威廉·韦德爵士，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叫他比尔，于2004年3月12日逝世，享年86岁。韦德接受这样的观点，根本性规则可以通过成文法规定自己修改，但他又说他或许不能如此表述，因为在他心目中的是规则之后的权威，而不是它的内容。前任院长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并没有劝服足够多的教员同意章程的变更，在韦德就职后，这一问题很快就摆在了学院管理层的面前。

韦德、迈克尔和爱德华（当时20岁和17岁）还有两位随行人员，被坏天气困住，在12000尺的高处度过了难眠的夜晚。[32] 韦德在牛津的就职演讲中指出，如果没有不适当的司法造法，法院很有可能得以发展司法审查原则。

罗伯特·梅加里先生，作为衡平法院的副首席大法官，于1981年退休，当时他74岁，而韦德承担了大部分的写作工作。二 韦德爵士对于行政法的贡献，奠基于他在三一学院的岁月。

原先的出版商，博慧（Butterworths）出版集团于1975年放弃了出版年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接管。[11]斯坦利·德·史密斯与赫伯特·哈特（Herbert Hart）称该文是对经典议会主权定义的最佳辩护，但并不同意没有法律可以改变或废除这一规则的观点。

他从院长之职荣退标志着其职业生涯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直至其逝世之前，他在学术上仍然十分活跃和高产。思考司法与学术思维的不同，他说道： 学者希望一切都是清晰、明确、有逻辑并符合原则的。且在1911年与1949年议会法之下通过的立法的性质讨论中亦可见到。他于1938年获得了法律专业荣誉学位考试（第一阶段）的第一名，又于1939年明星般地获得了第二阶段考试的第一名。

里奇诉鲍德温（Ridge v. Baldwin）[34]案中九位法官有五位反对自然正义原则，但幸运的是三位上议院勋爵赞成之。[9]因此最终是法院决定了主权所在。

1992年，韦德让查尔斯·哈珀（Charles Harpum），后来的唐宁学院教员，继续准备合作撰写一个新版本的《不动产法》。[33]法院很快以里程碑式的判决作出回应，于1962年扩大了要求行政机构给予当事人听证的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1967年对行政裁量进行了限制，甚至于1969年在成文法看似排除司法审查之处，强调了法院纠正行政机构法律错误的权力。

他在新西兰、日本以及许多欧洲国家都登过山。一个热衷并擅长于园艺与登山兴趣爱好的人，直到他的年龄不再允许。

[41]戴维·彭力克（David Pannick）在《听讲者》（Listener）中写道，韦德几乎没有给出新的论据，也没有新的事实解释，这样他就极有可能夸大其词，譬如将内务大臣试图撤销重复的电视执照与农业大臣根据牛奶市场方案滥用权力与斯图亚特国王滥用王室特权相比较。剑桥公法中心在其开幕大会上庆祝韦德的生日，会议主题是为新工党政府规划的宪政改革。[24] 在二十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韦德关于土地法的作品对于将其发展为一门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52]韦德还考量了迪普洛克勋爵在另一案件中[53]压倒性的评论，是典型的基于一个个案进行一般性推论的喜好。

1963年，他搬到牛津居住，时年43岁，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英国法专业主任，同时也是圣约翰学院的教员。他为他的儿子们制作铁轨机械模型，还是一位辛勤的园丁。

他可以说是手把手辅导型的导师，严格检查草稿中的用语或逻辑疏漏。1936年，他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经典文学学业奖学金，后来也是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28年的时光，在1976年至1988年期间担任学院院长，其后作为一名教员。

他会让人们感觉，在说一些富有煽动性的话时——眨一眨眼睛或挂着招牌式的微笑——就仿佛在揶揄一般，故意使他人更为犀利地辩驳。他在表达原创与创造性观点时的技巧，并不仅仅在于规则识别，将他自己的足迹从审判中移开，他的方法对于在先例体系中工作的法官们极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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